文 | 徐丽梅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音乐界代表委员对现行的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生招生制度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其中，“省联考与校考怎样结合选拔合适的音乐表演人才”，以及“如何合理划定音乐表演专业招考文化课分数线”，这两个焦点问题引起了音乐教育界的普遍关注与思考。

焦点一：

校考与联考怎样结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在提案中提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去年正式成立，它是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建设的音乐专业院校，聘任了多位蜚声国际的音乐家、表演艺术家作为首批师资，软硬件堪称一流。然而，在2021年秋季首次招生时却遭遇尴尬——教师们发现，首次高考方式录取的学生，高考文化课分数虽高，但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艺术素养，都不具备在音乐学院进行专业学习的能力。他呼吁，相关主管部门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等大湾区两地合作办学高校与国际艺术院校招考制度接轨，尽快批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校考资格，让学院真正招收到一流的学生。

叶小钢的提案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响，不少业界专家表达出对于目前艺考中大面积施行的省联考制度改革的热切期待。

目前，国内除了三十多所拥有独立校考资格的学校之外，大部分院校招收音乐表演专业学生是通过各省联考录取的。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具有校考资格的高校已经从2020年开始面向联考合格生源招生，要求考生首先参加本省联考，联考成绩合格者才有机会参加校考;联考没有覆盖的专业才可以直接参加校考。

覆盖了大多数艺术类院校招生的省联考制度，目前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给各学校分配的指标，往往造成一个分数段内某一专业人数分布过多，超过这个学校的需求，另一些专业人数又不够，无法统筹安排各个专业小方向的录取比例，使得各院校招生专业分配不均衡；全省统一的标准及考试内容与各学校对音乐表演专业的实际需求脱节，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差异；联考的评委业务水准参差不齐，导致招生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相比之下，校考的优点在于个性化，即学校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具体教学要求来设计考试形式、内容与标准，保证及时招进自己学校所需要的人才，例如，本校交响乐团、民乐团中哪些乐器声部急缺人，就可以优先招收这些专业的学生。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选拔人才的标准也不同。”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蔡梦介绍，“比如，我们学校招生有三个不同侧重点——针对音乐表演专业，看重考生的演奏或演唱能力；针对音乐师范考生，对其钢琴与声乐的基础和发展潜力都要求比较高；选拔优质美育教师也有一整套不同于前两者的标准。而有的省联考只考察声乐或者器乐(钢琴或其他某一门器乐都可以)其中一项技能，没有个性化的设计与选拔方法，很难选拔到理想人才。”

蔡梦分析，目前的各省联考不能满足各个学校不同的定位要求。当然，联考也有其优点：教考分离，程序比较严密、规范；一次省联考成绩可以使用很多次，考生可以一考多选，不需要到自己报考的各个学校依次赶考，大大降低了考试成本。校考也有其缺点：因为人为的因素产生不公平，如果没有强有力和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校考招生面比较窄，不能全面铺开，这正是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行联考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各界一起努力，对现行的联考制度进行改革，探索分层、分类的新联考模式。

蔡梦建议，建立校际联考平台，办学层次较为接近的院校可以共同组织联考，根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的结果，将全国院校分为若干层次来设置考点。例如，处于a级b+级的学校形成一个考点，中等层次的b级学校形成一个考点，c级学校形成一个考点。考生可以去符合自己水平的考点参加考试，目标准确，避免跑冤枉路。另外，可将招生学校分为专业音乐院校、师范院校、非师范类综合大学三类，进行相同类别的校际联考招生；每一类院校可以按行政片区进行联合考试，评委由另一片区的专业教师担任评委。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李海鸥建议，建立省际联考平台，相邻省份或者办学定位相近的高校共同组织联考。今年就有多所高校参加山东师大的平台联考，在评委互派、试题库(包括乐理、视唱练耳等科目)共享等方面密切协作，规避招生评分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也有专家建议，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学校可以就这一专业向全国招生，将统一考试定在某一天；其他非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可以在本省内联考或者举行校考，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选拔各校所需优秀人才的作用。

焦点二：

合理划定文化课分数线

去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省(区、市)应根据不同艺术专业人才选拔培养要求，在现有要求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划定、逐步提高艺术类各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舞蹈学类、表演专业可适当降低要求)，鼓励校考高校结合专业培养要求，加强考生文化综合素质考查，进一步提高考生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逐步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其实，近几年，由于组织校考的音乐艺术院校数量持续减少，省联考成绩和文化课成绩的作用越来越大，多数艺术考生要凭借文化课和省联考成绩来填报高考志愿和录取；另一方面，文化高分考生加入艺考大军，整体拉高了艺术生的平均文化水平，文化课成绩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今年，上海音乐学院招生的文化课自划分数线将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提高至各省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提高文化课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2024年，预计提升到400分左右。

“不断提高拔尖创新艺术人才的综合素养，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在今年两会的议案中提出，拔尖创新音乐专业人才，需要从小接受长时间的专业技能训练。以钢琴专业为例，据有关统计，每位学生平均每天须练琴约6小时以上，要成为一个较为拔尖的音乐钢琴专业学生，在附中阶段练琴的时间需要达到25000个小时以上。除专业课外，还有乐队和室内乐，以及若干专业基础课如乐理、视唱练耳、合唱、音乐史等。如果参加国内外音乐赛事，还要花费更多额外的时间。青少年音乐人才如何平衡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学习时间?如何在保证每天较长时间专业培养和个人训练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文化课学习水平，增强个人综合素养和全面能力?他们不仅要考虑高校招生时的文化分数线要求，也要花大力气注重大学在读期间的综合素养提升。

廖昌永建议，进一步探索国内顶尖艺术类高校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的设置标准改革；建议给予国内顶尖艺术类高校在文化课录取分数上分类指导、逐步提高的空间，以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在国内完成高等教育学业。

“我校在2019年面向全国招生后，用各省艺术类招收的控制分数线作为文化课的最低要求。这两年，确实有文化课不达线但专业很优秀的学生考不进来的情况，令人惋惜。从高校的角度来看，如果再提高分数线——按照各省本科最低线来作为录取分数线，可能会进一步流失优秀生源。”哈尔滨音乐学院教务处处长马长春建议，根据不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来分类设置文化课分数线，比如，音乐学、艺术管理等专业的文化课分数线可以提高，用本科文化课控制线作为最低分数线；而音乐表演、舞蹈表演这样需要童子功的专业，必须招收有十多年专项训练功底的学生，有些文化课分数相对高但专业水平相对低的生源如果被选拔进来，培养起来比较吃力，童子功越好的学生培养潜力越大，应给予文化课降低分数的倾斜政策。

“文化素养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音乐艺术人才非常重要，近几年来学校高度重视，根据音乐艺术类不同专业的特点，正逐年稳步、分类提高文考分数线的要求。”武汉音乐学院院长胡志平认为，重要的是如何公平、科学地设定音乐表演专业文化课分数线。目前，不少专业音乐院校根据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折算成综合成绩录取：其中，音乐表演专业，专业成绩约占70%，文化课成绩约占30%(不低于二本线的65%)；音乐理论类专业，则对文化课成绩要求高一些，约占40%，专业成绩约占60%。

蔡梦表示，希望教育决策部门尊重人才培养和选拔规律施行，实施更加精准、灵活的艺考改革举措，满足不同类型高校对不同类型音乐人才培养的需要。比如，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对音乐表演和音乐学(师范)专业定位不同，对文化课的要求也不同——音乐表演专业更注重专业能力，近年来，首师大没有提高对音乐表演专业的文化课分数线；而后者定位于复合型、综合型、实践型的人才培养，文化课要求相对高一些。

“以我多年在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的经验来看，文化功底深厚才能支撑音乐专业人才走得更远。如今，整个社会对音乐艺术人才的要求都在提高，国家要求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文化素质是对的。当然，对于那些天赋很好、文化课稍差的学生可以给予一定优惠政策。”李海鸥表示，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以及基础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专业特别好、文化课特别差的学生越来越少，艺考的文化课分数线不断提高是必然趋势。